《1978-2009中国文化地图》是由一系列符号性的人物、论争、书籍和潮流建构起来的文化评论，纠集了一批着名的学院派代表、艺术家和独立评论人，努力扞卫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化立场。

　　既然是总结，难免要重返文化的现场。当我们摊开《1978-2009中国文化地图》，不难发现，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所展现的很大程度上是对世俗的一种抗争，一种自我追求的价值表达，海子的诗是这样，王小波、王朔的小说是这样，就连行为艺术和现代舞也以另一种方式显示其骚动和存在。这是文化与现实的一次公然对抗，也是与以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一次决裂，他们是陈晓明笔下的“文化恐龙”,无一不具备强大的直觉、广阔的视野、犀利的语言，无一不追求更具“穿透性力量”的精神黎明。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上看，文化其实没有间歇，文化人对人文哲学形而上的追思也一刻没有停止。

　　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热”中，李泽厚当得起“学界领袖、青年导师”的称号（徐友渔语）；思想总是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这个时代需要的，不但是浓重的历史感，而且是哲人的审慎（陈壁生语）；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的探索就永远不会停止（洪治纲语）……

　　事实上，即便到了2009年，如果放到 30年的历史长河中考量，也只是这部文化史的一次短暂回眸。这期间，中国文化始终以一种内省的方式在自我否定中发展。这种整体上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一个人都难以为它划上一个确切的边界。

　　他们尽管分属不同领域，但天生怀有批判主义的态度，他们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嘲弄崇高，并不自觉地充当起大众代言的角色。历史背负的自我加压，虽然带有明显的青春冲动和文化冒进，并过早地打上了先锋的印记，但整体语境的转换，却是时代潮流的自然选择。

　　这三十年，有激荡、有喝彩、有疑惑，也有离场。作为一个个多面体的思想，他们的出场本身就存在着争议，随时作着另一群批判者的靶子。但正如编者所言，“众生喧哗与尘埃落定，是一个一个鲜活的记忆。”从人物、论争、书籍和潮流入手打捞这段三十年的文化记忆，无论编者如何智性努力，但是有一点，1978-2009的中国文化，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表达上，都不是这些符号所能完全涵盖的，它们充其量只能算作三十年文化发育过程中褪去的一个个漂亮的鳞片。这本书与其说在谈论中国文化的三十年，毋宁是在谈论我们自己的三十年，谈我们生活的变迁，谈我们思想的突进，谈我们现实的选择。因为，文化的根在现实。